8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组长何勇在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加大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下决心再突破一批大案要案，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据8月3日《检察日报》)。

　　就在同一天，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所办理的最大受贿案――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晏大彬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晏大彬收受工程承包商贿赂共计2226万元，新华社的报道说，这一受贿金额相当于巫山县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上述两则新闻发生在同一天，也许是巧合，但偶然中有必然：动辄受贿成百上千万元的商业贿赂案件屡屡发生，是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大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工作力度，要求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全力突破大案要案的客观动因之一。

　　自2006年初中央部署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以来，各级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严肃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专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是，由于滋生商业贿赂的条件依然存在，在一些重点领域，商业贿赂案件仍然呈现出易发、多发态势。主要特点是涉案人员级别高、涉案金额大、涉案范围广、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等。如陈良宇、郑筱萸、何闽旭、周良洛等人的案件，受贿金额分别达239万、649万、841万、1672万元，不仅贪官级别高，而且窝案串案多，有的还有渎职犯罪。

　　商业贿赂大要案之所以屡屡发生，除了涉案贪官胆大妄为、欲壑难填外，与商业贿赂多发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以及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等方面的特点有关。这些领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所以国家投入的资金大、项目多。也正因为如此，相关官员的权力也就大，经常能够审批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项目资金。如果制约监督乏力，就很容易出问题。而对一些商人来说，只要利润能大于成本，就会采取行贿等不法手段。于是，就有了“提成”、“回扣”、“返点”等商业贿赂名目。而且利润越大，“提成”、“回扣”、“返点”就会越高。这是造成一些重点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尤其是大要案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如晏大彬就是在巫山县公路、桥梁等工程发包、修建过程中，为他人或其所在单位谋取利益，从而受贿2226万元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找到遏制商业贿赂大要案易发多发，从源头上治理商业贿赂的路径：一是有针对性地加强官员的廉洁从政教育，打牢正确行使权力的基础。二是建立完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制度，防止一人说了算，为权力正确运行提供保证。三是强化国家大额资金、重大项目的管理和监控，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调查纠正，这是防止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关键。四是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及相关改革，如完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制度、规范土地征收和使用权出让制度、 推进产权交易市场建设、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这是治理商业贿赂的长久之计。五是加大查办案件力度，对官员受贿案件，不论级别多高、权力多大，发现一起要坚决查处一起。同时，严厉查办行贿案件，使行贿者得不偿失。这是治理商业贿赂的刚性措施。(检察日报 作者王治国)